第2章
“房子是庾家的根基，絕不能動。你媽那些破首飾，能值幾個錢？”
他的聲音低沉下來，充滿了殘忍的決斷。
“現在，家裡唯一的、最值錢的活資產，就是你。”
他說：“我給你指條明路。我有個生意上的伙伴，姓李。他兒子今年三十五，剛離婚，想找個安分持家的。對方不要求別的，隻要家世清白，學歷好，長得幹淨。”
我渾身的血液，在這一刻，徹底凍成了冰。
“李總說了，隻要你點頭同意這門婚事，他可以立刻幫我們擺平這二十萬。另外，他還會給你哥在他們公司安排一個副經理的清闲職位，年薪三十萬。”
我難以置信地看著他，
看著這個我叫了二十年“爸爸”的男人。
他要把我賣了。
為了二十萬，為了給他不成器的兒子鋪平未來的路，他要把我像貨物一樣，打包交易出去。
“爸……我是你女兒啊……”我終於哭出了聲，絕望地看著他。
“正因為你是我女兒，你才要為這個家承擔責任！”爸爸的聲音冷酷到了極點，沒有一絲動搖，“你哥哥是男孩，是庾家的根，他不能出事，不能有任何汙點！你早晚要嫁人，嫁給誰不是嫁？嫁給李家，既能解決眼前的危機，又能幫襯你哥的未來，這是你的價值最大化，也是你對這個家能做出的，最大的貢獻！”
媽媽痛苦地別過頭，
不敢看我，隻是捂著嘴，無聲地流淚。
哥哥低下頭，一言不發，算是默認了。
而許蔓的嘴角，勾起了一抹幾乎無法察覺的、勝利的笑意。
我感覺自己掉進了一個萬丈冰窟，周圍全是虎視眈眈的惡鬼。
我的掙扎，我的努力，我熬夜打的每一份工，我拼命考來的所有證書，在他們眼裡，都比不上一個“可以用來聯姻”的價值。
我的世界，在這一刻，徹底崩塌了。
我看著這三個我稱之為“家人”的人，他們是那麼的陌生，那麼的可怕。
第二天，爸爸就雷厲風行地安排了見面。
在一家金碧輝煌的高級餐廳裡，那個被稱為“李少”的男人，挺著啤酒肚，用一種挑剔又油膩的目光，
將我從頭到腳打量了一遍，像在菜市場挑揀一塊豬肉。
他甚至讓我張開嘴，看了看我的牙齒。
最後，他滿意地點點頭，對爸爸說：“庾總，你這個女兒，我很滿意。幹淨，聽話，是個好生養的。”
就在他們敲定彩禮細節，像商量一筆貨物價格的時候，一個電話尖銳地響了起來。
是派出所打來的。
爸爸接完電話，臉上的得意和諂媚瞬間凝固，然後變得慘白。
他掛了電話，看著我們，聲音幹澀得像是被砂紙磨過：“庾梁……又出事了。”
原來，昨天被打的那個人，家裡有點背景，根本不接受私了。
他們找了一幫人，在半路上把準備去找他們“理論”的我哥給堵了。
我哥，被打斷了腿。
我們趕到醫院。
急診室的走廊上，充斥著濃烈的消毒水味和血腥味。
我哥躺在移動病床上，右腿打著厚厚的石膏，被血浸透，臉色慘白如紙，因為劇痛而不斷抽搐。
許蔓趴在床邊，哭得梨花帶雨，妝都花了。
醫生把爸爸叫到一邊，神情無比嚴肅：“病人右腿脛骨粉碎性骨折，情況非常復雜，手術難度極高。就算手術成功，以後恐怕……也很難恢復到正常走路的樣子了，多半會終身殘疾。”
“轟”的一聲，媽媽當場就癱軟了下去，暈S過去。
爸爸一言不發地站在那裡，身體繃得像一根即將斷裂的弦。
我站在人群的外圍，像一個與這一切無關的局外人。
沒有人看我，沒有人理我，仿佛我隻是一個透明的影子。
直到爸爸緩緩地回過頭，他的目光越過所有混亂的人群，像一枚釘子，精準地釘在了我的身上。
他一步一步地朝我走過來。
他的臉上沒有憤怒，沒有悲傷，隻有一種可怕到極致的平靜。
他走到我面前，停下。
他看著我，就像在看他賬本上的一個數字，一個可以用來填補虧空、抹平赤字的終極砝碼。
“衡衡，”他開口，聲音平靜得讓我毛骨悚然，“哥哥需要一條腿。”
他頓了頓，每一個字都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，狠狠扎進我的心髒。
“你看，天平該怎麼才平？”
我看著爸爸那雙毫無情感的眼睛，
裡面隻有冷酷的算計和衡量。
他不是在開玩笑。
他是真的在盤算，我身上還有什麼“零件”，可以拆下來，去“補償”他寶貝兒子的那條斷腿。
我沒有哭，也沒有鬧。
我隻是看著他，然後，清晰地點了點頭。
“好。”我說。
我的反應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
爸爸愣住了。剛剛蘇醒過來還在哭泣的媽媽也停止了哭泣，難以置信地看著我。連趴在床邊表演悲傷的許蔓，都忘了繼續往下掉眼淚。
我越過他們，走到哥哥的病床前。
他因為疼痛和恐懼，額頭上全是冷汗，看著我的眼神裡，第一次帶上了濃濃的驚懼。
“哥，你放心。
”我對著他，一字一句地說，“我會讓天平，徹底平的。”
說完，我轉身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醫院。
沒有人攔我。
他們或許以為，我真的要去為這個家，為他那條廢掉的腿，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犧牲。
我回到了那個讓我窒息了二十年的“家”。
我沒有收拾任何衣服，隻拿走了我的身份證、戶口本、護照，還有我從小到大，用血汗換來的所有獎狀和證書的原件。
最後，我走進了爸爸的書房。
那個深紅色的，如同吸血鬼一樣記錄了我半生的“家庭賬本”，就擺在書桌最顯眼的位置。
我拿起它，把它和我所有的證件，一起放進了我的背包。
這是我第一次，
從這個家裡拿走一樣不屬於我的東西。
但我感覺，這才是我唯一應得的。
我沒有留下一張紙條，沒有留下一句話。
我隻是在關上門前，回頭看了一眼這個空洞、冰冷的所謂“家”。
然後，我走了。
走得沒有一絲一毫的留戀。
我用最快的速度，去銀行取出了我打三份工存下的所有錢，每一張都帶著我熬夜的疲憊和屈辱。
然後，我買了一張飛往南方的、最早的機票。
在飛機衝上雲霄的那一刻，我看著窗外那個越來越小的城市，感覺自己終於掙脫了那個名為“家”的沉重牢籠。
與此同時，醫院裡。
爸爸在短暫的錯愕後，立刻恢復了鎮定。
他對我媽說：“她想通了就好，
不愧是我庾中正的女兒，有擔當，識大體。”
他拿出手機，開始意氣風發地給他那位“李總”打電話，商量著如何把我這個“犧牲品”的價值最大化。
然而，我的手機已經關機。
一天，兩天。
我杳無音信。
爸爸開始覺得不對勁。他以為我隻是鬧脾氣，躲起來了。
他開始給我發信息，從一開始的命令，變成了氣急敗壞的辱罵。
【庾衡！你鬧夠了沒有！你哥的腿等不了！立刻給我滾回來！】
【你這個沒有良心的白眼狼！我們白養你了！你想看著你哥變成瘸子嗎！】
媽媽不停地給我打電話，電話裡永遠隻有冰冷的關機提示音。
第三天，一封加急的律師函，
送到了家裡。
爸爸不耐煩地拆開信，當他看到裡面的內容時，他那張永遠波瀾不驚的臉，第一次出現了裂痕。
我起訴了他們。
罪名是：N待，以及長達十餘年的非法侵佔財產和精神控制。
我要求他們，返還從我六歲起，被迫為哥哥“補償”的每一分錢，包括但不限於壓歲錢、零花錢、獎學金、打工收入……總計三十七萬八千六百元整。
並且，我要求進行精神損失賠償，金額為一百萬。
而最致命的證據，就是那本被我一同帶走的，爸爸引以為傲的“家庭賬本”。
它的每一頁，每一個字，都清清楚楚地記錄了他對我犯下的，長達十幾年的罪行。
爸爸看到律師函的第一反應，
是暴怒。
他把那封信撕得粉碎，衝著媽媽歇斯底裡地吼道：“這個逆女！她瘋了！她竟然敢告我們！她要毀了這個家！”
媽媽嚇得瑟瑟發抖，六神無主：“中正，怎麼辦啊？衡衡她怎麼會這麼做？她是不是被壞人騙了？”
“她能怎麼做？她是我女兒，我養她這麼大，她敢告我？”爸爸的臉上是一種扭曲到極點的自信，“她就是被外面的野男人教唆了！等我把她抓回來，關她幾天，打一頓，她就知道錯了！”
他立刻開始動用自己所有的人脈去找我，卻發現我的所有信息都像是憑空消失了一樣。
他去學校，學校說我已經辦理了休學手續，檔案在一個小時前剛剛被加密轉走。
他去我打工的地方，
老板們都說我早就辭職了，工資也結清了。
他氣急敗壞地去報警，說我失蹤了。
警察聽完他的敘述，用一種看神經病似的眼神看著他，反問道：“先生，你確定你女兒是失蹤，而不是為了逃離你而離家出走嗎？”
就在爸爸焦頭爛額，像一隻無頭蒼蠅一樣亂轉的時候，第二份“禮物”，從天而降。
一份印著他那套“家庭責任制”和“天平理論”的詳細說明文件，連帶著那本賬本最關鍵、最觸目驚心的幾頁高清復印件，被匿名寄到了爸爸公司董事會的每一個人、他所有商業伙伴以及行業協會的郵箱裡。
郵件標題是：《論企業家庾中正先生的創新家庭管理模式——壓榨女兒給廢物兒子補差價》。
一石激起千層浪。
爸爸在公司裡苦心經營多年的“儒商”、“嚴父”形象，一夜之間，轟然崩塌。
公司裡，同事們看他的眼神充滿了鄙夷和獵奇。
曾經一口一個“庾兄”的領導，約他談話，表情嚴肅得能刮下霜來。
那些和他稱兄道弟的生意伙伴，電話也開始打不通，合作項目紛紛被叫停。
他從一個受人尊敬的前輩，一夜之間，變成了一個壓榨親生女兒的怪物、一個被人指指點點的笑話。
而我哥庾梁，也準時收到了他的那份“禮物”。
我把他如何心安理得地花著我的血汗錢，如何縱容女友羞辱我，如何在我為他湊二十萬賠償款時他卻隻關心賣房子，
以及他從小到大所有“需要被填平”的劣跡，整理成了一份長達十頁的、圖文並茂的PDF文檔，發給了許蔓，以及她所有的閨蜜群和朋友圈。
許蔓看完，當場就把手機給砸了。
她身邊的“小姐妹”看她的眼神充滿了鄙夷和嘲諷。
一個靠著壓榨未來小姑子的血汗錢來滿足虛榮心的女人，這個名聲，比找個吃軟飯的男人還難聽。
她當場就衝到醫院，和還在病床上哼哼唧唧的庾梁大吵了一架。
“庾梁，我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你！你還是不是個男人？你他媽就是個趴在自己親妹妹身上吸血的廢物！你太讓我惡心了！”
“我花我妹妹的錢怎麼了？這是我們家的事，你管得著嗎！你花的錢，不也是她賺的！
”庾梁還不知悔改地嘶吼。
“你們家？你們家就是個瘋人院！”許蔓拎起她的名牌包，頭也不回地走了，留下一句淬了毒的詛咒，“我告訴你庾梁，我們完了！你跟你那個變態的家庭，一起鎖S，過一輩子吧！”
庾梁愣愣地看著許蔓決絕的背影，第一次感到了深入骨髓的恐慌。
家裡，爸爸接到了法院的傳票。
他看著上面原告席上“庾衡”那兩個字，手抖得像得了帕金森。
他不得不賣掉家裡一套準備給我哥當婚房的小公寓，請了城裡最貴的律師。
律師在看完我提供的所有證據，特別是那本賬本原件後，對他搖了搖頭，隻說了一句話。
“庾先生，這場官司，
從人情到法理，你都沒有任何勝算。我建議你，立刻想辦法湊錢吧。”
庭審那天，我沒有出席，全權委託給了律師。
爸爸庾中正坐在被告席上，頭發梳得一絲不苟，還試圖用他那套扭曲的“天平理論”來為自己辯護。
“法官大人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為了維持家庭的和諧與公平！家庭是一個整體，成員之間互相扶持，互相補位，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！我是在用我的方式，教育我的女兒，讓她成為一個有擔當的人！”
我的律師站了起來，將那本深紅色的賬本，像一把利劍，呈遞給法官。
“被告人，請你解釋一下，為什麼這本長達十幾年的賬本上，所有的‘補位’，都由我的當事人，
你的女兒庾衡一人承擔？為什麼你的兒子庾梁打碎了花瓶，是六歲的庾衡用全部壓歲錢來賠？為什麼你的兒子考試不及格，是庾衡必須在下一次考試裡多考十分來補？”
“被告人，請你再解釋一下，為什麼你的女兒獲得了國家級獎學金，你非但沒有獎勵，反而認為這是打破了‘家庭平衡’，並懲罰她，要求她用獎學金和晚上的血汗勞動，去補償你成年兒子所謂的‘失業損失’和‘精神內耗’？”
律師的聲音不大，但每一個字都像一記重錘，狠狠敲在法庭裡所有人的心上。
爸爸的臉色越來越白，額頭上滲出了冷汗，他開始語無倫次：“這是……這是為了培養她的擔當！
是為了她好！玉不琢，不成器！”
